埃德加·斯诺，这位中国革命的朋友、《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美国记者，曾在延安时期与毛泽东和周恩来有过多次深入的接触，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也与他们保持着紧密的交往。斯诺通过他那敏锐的观察力和独到的判断力，对这两位伟人的关系有过深刻的评述。他曾说：“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最贴切的描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尽管两人在工作作风、性格和为人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他们互为补充，彼此信任且依赖，合作长达37年。”这份深刻的洞察力不仅体现了两人之间深厚的合作关系，也揭示了他们个性互补的重要性。
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为期一周，使他有机会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多次深入交流。正是通过这些接触，尼克松对这两位伟人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并且在其政治生涯的背景下作出了这样的总结：“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的革命火种可能永远无法点燃；而如果没有周恩来，这场革命可能早已在困难中熄灭，最后只剩下灰烬。”尼克松的这番话揭示了毛泽东与周恩来各自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他们相互配合的重要性。
展开剩余79%书法被视为人的精神写照，毛泽东与周恩来在繁忙的国家事务之余，虽未能专心于书法的研究和练习，但他们各自天生的书法天赋使他们的作品颇具艺术价值。1958年，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毛泽东亲自手书碑名，而周恩来则手书碑文。毛泽东的书法气吞山河、笔力雄浑，给人一种豪放而充满力量的感觉，体现出他胸怀天下的决策者风范。而周恩来的书法则温润如玉、含蓄内敛，字里行间透露着他深沉稳重的性格和政治家的细腻心思。这两位巨人的书法风格，与他们的性格和领导思维如出一辙，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他们的思想内涵与历史角色。
儒学大家马一孚曾为毛泽东与周恩来分别题写了两副诗联，表达了他对两位伟人的独到见解。赠给毛泽东的诗联是：“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这副诗联高度评价了毛泽东作为领袖的远见卓识与宏大布局，显示出他能够将个人力量汇聚成国家复兴的伟大事业。而赠给周恩来的诗联则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此联赞扬了周恩来慧眼识才、用人不疑的政治智慧，和他务实沉稳、细致入微的执行力。马一孚的这两副诗联，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毛泽东与周恩来各自不同却互补的领袖气质与战略眼光。
几乎每一个与毛泽东和周恩来打过交道的人，都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明显的性格差异。这种差异并没有影响他们的默契合作，反而使得他们能够优势互补，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合作威力。尤其是在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那时，党内的领导人先后经历了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王明、博古等人的更替，而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度高于毛泽东。尽管如此，周恩来在革命初期屡次遭遇失败，看到不少革命战友倒下后，他逐渐认识到毛泽东身上所具备的非凡领导才能。虽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周恩来何时作出决定，但他曾深感：“敌人能在短短几分钟内消灭我们的领袖，而我们却无法在几年内培养出一位新的领袖。”经过深思熟虑，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坚决支持毛泽东，并对博古说：“中国需要毛泽东，只有他能领导我们走向胜利。”此后，周恩来始终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甘愿承担起管家和助手的角色，一直为革命事业奋斗，无论是在艰难的战争岁月，还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的风风雨雨中。
周恩来从少年时期便立下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志向，始终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置于个人之上。在他的一生中，所有的选择与努力，都是为了追求国家的独立与强大，为了最终实现革命的胜利与国家的富强。周恩来的心中，从来没有私利，只有对国家、对人民的深切爱护。他对毛泽东的信任与支持，正是源于他对毛的深刻了解。加拿大学者切斯特·朗宁在其《中国革命年代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看到周恩来是一位对事业全身心投入、准备为革命做出任何牺牲的卓越政治家。”毛泽东认为，周恩来不仅是优秀的革命组织者，更具备激励他人献身革命的非凡能力。正是这种智慧与奉献，使中国能够从内外困境中挣脱出来。
1949年，毛泽东在筹建新中国政府时，曾坦言：“恩来必须参与政府工作，他的职位是内阁总理。”建国后，周恩来担任了总理、军委副主席以及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但即便如此，毛泽东始终未找到合适的外交部长，最终再次请求周恩来担任新中国的外交部长。此后，周恩来不仅以人民口中的好总理形象赢得了尊敬，还在外交舞台上屡次创造突破，为国家赢得了许多国际赞誉。
1976年，周恩来因病接受手术时，毛泽东彻夜未眠，每隔一段时间就询问手术进展。当手术结束，周总理顺利苏醒后，毛泽东才稍作休息。1月8日，当毛泽东得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时，他久久凝视着天花板，泪水涟涟。1月14日，在拿到周恩来追悼词后，毛泽东痛哭失声。这两位伟大的领袖，经历了无数风雨，却始终坚定并肩走在一起。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经常在重要场合提到：“等总理，我们一起去。”如今，他们终于又重新在一起，永远不再分离。愿天堂无病痛，再度共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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